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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壁垒拖累京津冀协同发展 “三界碑”居民生活苦乐不均
2015-03-03 10:21:49   来源:经济参考报   

云雾攒动、光影交错,海拔800多米山顶的长城烽火台旧址之上,一座高约1米的正三棱体界碑静静地伫立着。而在隔壁的北京将军关村,蔡金莲的四姐夫张立中告诉记者,村里通上自来水已有20多年,水质非常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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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云雾攒动、光影交错,海拔800多米山顶的长城烽火台旧址之上,一座高约1米的正三棱体界碑静静地伫立着。碑体三个立面分别刻着“北京”、“天津”、“河北”以及共同的“111213 I、国务院、1996年”字样。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、天津市蓟县下营镇、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。作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处,这座界碑被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为“三界碑”。对于游客来说,三界碑是一个景点,但对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省市居民而言,他们的生活却被碑座上的鹅卵石及其延长线划分得形同天壤。

  “我们爱长城也怨长城,同处一个山沟,以长城为界,我们的生活和北京差别太大了。”在采访中,两道长城之间夹着的河北省陡子峪乡多位居民对记者如是说。天津下营镇的居民也表示,他们的生活虽比河北强,但也与山那边的北京人“不可同日而语”。

  长城两边差别大

  “有人问我兼了这么多职,能挣不少钱吧,我告诉他们,我挣年薪,3000多块钱。”蔡金莲说着笑了起来,又叹了口气道:“太少了”。虽然住在一个只有几间平房的小院子里,但身兼四个职务的蔡金莲的家境在沥水沟村已算是中等偏上,除了每月318元的固定工资,去年种的核桃卖了700元,栗子卖了200元,家里收入的大头是靠今年48岁的老公张永付在北京打零工所得,大概一年2万元。

  兴隆县陡子峪乡是三界碑下河北省的地界,也是河北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,下辖7个村,共7000多口人,沥水沟村在当地算得上相对富裕。今年47岁的蔡金莲从小在沥水沟村长大,现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、村委会副主任、村妇女主任以及村会计。

  蔡金莲和丈夫育有一子一女,儿子已在北京成家,打工能够养活自己,女儿在河北三河市上高中,一星期吃喝用得200元,学费一年2000多,一年需要1万元。“所以现在我周六日还去北京的农家院打工,在后厨配菜。周一到周五不敢走,怕村里有事。”蔡金莲说,“孩子还没长大,不打工怎么办?”

  “去北京打工”在沥水沟村是一种时尚,但与一般印象中的长途跋涉奔赴京城不同,沥水沟村的人只要沿着村边的主干道一直往南走不到1公里就来到了北京平谷将军关村。今年50岁的蔡金荣是将军关村的妇女主任助理、计划生育协调员,她还有一个身份——蔡金莲的四姐,作为亲姐妹,嫁到北京的蔡金荣与妹妹的生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  蔡金荣家住在将军关村二期别墅内,而驱车进村时,记者看到村里北部的三期别墅也已落成,整个村庄显得整齐而又大气。蔡金荣的爱人张立中是村里的水电工,他告诉记者,2011年,他们搬进来别墅,当时用老房子抵了10万元,自己掏了20万元。别墅共上下两层,214平方米,还带一个挺大的院子。

  张立中说,去年核桃栗子一共卖了1000多元,自己作为村里水电工,工资一个月1900多元,蔡金荣工资虽然不高,但每年都有免费的妇女体检,全家共5口人,儿子还在北京市里上班,每年都能结余不少钱。

  “现在村里面农家院兴盛,很多村民都富了起来,一年甚至能挣几十万。”张立中说。听着四姐夫说着家里的境况,蔡金莲说:“我们姐妹几个有时候开玩笑说,当年咋不像老四一样嫁个将军关的人呢?”

  陡子峪乡党委书记司海涛告诉记者,自己每月工资2700多元,而北京平谷同样的科级干部每月工资为4000多元,大家干的活差不多甚至河北这边基层工作更难做一些,生活用品价格更高一些,可收入的差距就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。他说,2013年,全乡人均年收入4400多元,实际上前干涧、水塔、龙门三个村人均收入也就1900多元。

  乡长贾国告诉记者,陡子峪乡有4个村在乡政府附近,而去水厂、龙门和前干涧三个村则需要走很长的盘山路,水厂、龙门两个村连电话区号都和北京一样,但村民生活很苦,他们都骂长城,同在一个大沟,长城两边差别太大了。

  三界碑下有两个村庄挨着,都叫前干涧,一个属于陡子峪乡,而另一个则属于天津下营镇。记者一行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天津的前干涧村,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。

  前干涧村委会主任张雪松告诉记者,全村共162户,500口人,2013年实际人均收入也就6000到7000元,28户农家院,其余130多户都主要靠务农打工。

  据他介绍,天津村干部工资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,但每村标准为4人。“有时忙不过来还需要雇会计什么的,工资都从总账里走,我去年拿到手共6300元。”他说,农家院在村里不断兴起,规模好的一年能挣20万左右,差点的一年几万元。

  虽然与河北省相比,天津前干涧的村民收入相对较高,但从三地农村职业护林员的收入看,京津冀三地居民的确分属于不同的层次。北京将军关村有山场护林员、防火员几十个,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;天津前干涧村有4个护林员,夏季防汛一个月200多元,冬季防火一个月1000元,一年四五千元;河北沥水沟村护林员只有1个,年薪不到4000元。

  虹吸效应下资源流向北京

  2005年,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“环京津贫困带”的概念: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,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、32个贫困县,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.6万贫困人口,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,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、承德、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。

  三界碑坐落在古长城的烽火台之上,虽然古代在此修筑长城是为了巩固边防,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三界碑附近并没有行政区划而是同属一家。在1928年前的清朝及民国年间,现今北京郊县、河北、天津等地同属于“直隶”,即便后来分成河北省及天津、北京两个直辖市之后,三界碑附近的平谷、蓟县也都曾隶属河北省。1958年,河北省所属怀柔、密云、平谷、延庆4县划入北京市;1973年,河北省蓟县、宝坻、武清、静海、宁河5个县划归天津。从那以后,平谷、蓟县、承德才分属于三个不同省市,在不同马力的发展引擎带动下,三界碑附近的三地居民生活逐渐进入三个不同的世界,与生活差距拉大相伴的是“京津冀一体化”一轮又一轮的推进。

 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包括北京、保定、张家口等地的环京津经济协作区和囊括京、津、冀、晋、内蒙古五省市(区)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相继成立;1982年的《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》首次提出了“首都圈”的概念;1986年,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;90年代以来,冀京、冀津之间高层次互访不断,就全面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;2000年至2002年,著名城乡规划专家吴良镛教授领衔,百位科学家共同完成了“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”课题;2004年,国家发改委召开了首次京津冀规划座谈会,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,规划以5年(2006-2010)为基本规划期,纳入京津冀三地“十一五”规划中。

  吴良镛2000年在《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》一期报告中,将京津冀描绘成是“发达的中心城市,落后的腹地”。从“首都圈”、“京津冀经济一体化”到“京津冀都市圈”,“京津冀一体化”虽然在规划层面不断推进,甚至进入博鳌等各种高端论坛,但这一状态非但没有缩小,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。

  目前,河北省与北京和天津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,根据公开数据计算,2005年河北省GDP占京津冀比重约为50%,而2013年,这一比重仅为约45%。宏观层面的距离在百姓生活中同样明显。听了十多年“京津冀一体化”的蔡金莲一脸疑惑地对记者说:“我就不明白,既然一体化,差距为何这么大?”

  以最简单的用水为例,贾国告诉记者,三界碑附近地下为页岩结构,存不住水,如果打井对技术和深度要求都很高,成本也高。“河北省打井每个人头只补贴300元,根本不够打井,前干涧村民还只能把房檐接水弄到水窖里,沉淀后饮用。”贾国说,天津的前干涧补贴高,所以能打出水来。

  天津前干涧村主任张雪松告诉记者,村里的吃水目前不成问题,但全村只有一口井,把地下280米的深水打上来用水窖存起来,然后用自来水管通到每户。张雪松和贾国都谈到一件有意思的事,虽然两个村名都叫前干涧,但由于天津有水、河北没水,为了加以区别,天津方面正在申请将他们的村子改名为“前甘涧”。

  据贾国介绍,陡子峪全乡现在有2600多户人家使用2800多个水窖,像前干涧村那样吃雨水的是少数,大部分人的水窖里存的是山泉水。90年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,一个小孩不小心掉下水窖淹死了,但由于缺水,村民捞上孩子尸体后只能继续饮用那个窖里的水。

  现在,在沥水沟等地质结构情况稍好的村子,不少村民像蔡金莲一样,自费10000多元在自家院子里打口井,但由于距厕所太近等问题,水质也难以保证,蔡金莲她们非常希望能够喝上统一供应的自来水。

  而在隔壁的北京将军关村,蔡金莲的四姐夫张立中告诉记者,村里通上自来水已有20多年,水质非常好。

  “地下水有限,河北打不上来自然就被北京和天津使用了”,兴隆县委宣传部李呈祥说,“流走的不仅仅是水资源,当年亚洲开发银行来调查‘环首都贫困带’,我介绍情况时就说过,与六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相反,现在北京对周边造成了虹吸效应,很多优秀的教师和医生都因为待遇差异太大去了北京,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作为人才被引进平谷后,工资翻了一倍。”

  行政壁垒加剧分化

  连接将军关村和沥水沟村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,在分界处一块蓝色的路标一面写着北京界,一面写着河北界。沥水沟村在外上学的孩子中间流传着一句话,“坐车回家时不用看车窗外,一颠簸就知道回河北了”。的确,站在界牌向河北境内看去,柏油马路与水泥砖块拼接的路路况差距明显。

  “从将军关村过来,人家的路是北京市的市级路,相当于我们的省道,而我们的路是县道,现在我们希望把这条县道升级成省道,但这得向省里面申请项目资金。”司海涛说,北京与河北公路对接都存在这个问题,不对接,从北京密云到河北六道河的连乡公路修了八年都没修通。

  采访中,基层干部表示,平谷、密云路好,可以搞“农家乐”,路通不到河北,河北就没法搞旅游。司海涛说:“实际上我们全乡森林覆盖率70%,负氧离子含量比北京天津很多地方都好。”

 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数据显示,2014年,河北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共存在“断头路”里程达2300公里。司海涛等河北省的干部接受采访时表示,“断头路”不是工程上的问题,前几年有领导人从北京来河北参加教师节,两省之间的路一夜之间就铺好了,但几天就压坏了,因为只是薄薄铺了一层柏油,“修不好都是人为造成的。”

  司海涛还告诉记者,兴隆县在泃河上游,这条河汇入天津杨庄水库,在下游是北京金海湖,前几年天津曾在上游杨庄水库卡水,使得下游北京金海湖不得不从天津买水。“有时候我想,我们泃河上游是不是也应该卡一下水,收点钱?但是我们管不了,因为整个流域都归天津的海河管理委员会管,我们没有这个权限。”司海涛苦笑着说。

  京津冀三地只看自家一亩三分地无序竞争的例子还有很多,而种种行政壁垒看似保护了各自的利益,但事实上受害的还是老百姓。以通信为例,三界碑附近三地信号存在交叉覆盖的情况,居民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漫游状态。

  “我经常从村委会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都得加拨区号,有时候想不明白,跨省交界处统一不收漫游费技术上有那么困难吗?”蔡金莲说。

  据贾国介绍,关于电话通信,陡子峪乡还有个有趣的事,乡政府附近四个村用的区号是0314,水厂、龙门两个村用010,而前干涧村用022,“一个乡用三个不同省市的区号,在全国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了,乡里联系那三个村都得打长途。”贾国说。

  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政策方面的差异更让三地居民的生活拉开档次。张立中告诉记者,北京将军关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有养老金350元,到了90岁以上,每个月还会增加高龄补贴100元。而1公里外河北沥水沟村的情况则相去甚远,蔡金莲说,他们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养老金55元,90岁以上高龄补贴每年600元。三界碑另一侧,据张雪松介绍,天津前干涧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80元,70岁以上每月养老金90元,80岁及以上每月100元。

 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,北京将军关村90岁老人一年可得补贴共5400元,而河北沥水沟村90岁老人一年仅得1260元。“都是中国人,稍差点可以,这个差距也太大了,我虽然是北京的,也觉得这样不太公平。”张立中说。

  而说起教育,沥水沟村党支部副书记高海峰感叹道,“我们村一个孩子今年高考考了625分,只能上一个普通重点大学,但如果是北京的学生,这个分数什么学校都能上,都是中国的孩子,境遇怎么能比邻村的孩子差这么多?”高海峰说,“我们也不希望和北京市一样,只是希望差距别太大。”

  汇聚能量协同发展

  站在三界碑往河北方向看去,一条盘山公路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。司海涛告诉记者,那条是从龙门村通到前干涧村的公路,现在从陡子峪乡政府去前干涧村得先穿过北京金海湖镇,再取道天津下营镇,然后才能到,“有了这条路就不用绕天津了”。交通一体化先行的京津冀新一轮合作大戏刚刚启幕。

  经历了三地差异的日趋拉大和多轮朝向“京津冀一体化”的推动后,京津冀协同发展在2014年2月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。中央领导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包括着力加强顶层设计、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、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、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、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、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、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等7点要求。

 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说,以前三地合作正式使用的以及现在民间所说的“一体化”一词更多是经济学概念,而这次国家战略使用的词是“协同发展”,这是个管理学名词,相比“一体化”,“协同”一词更强调“协而不同”,充分考虑了三地存在的差异,强调三地的错位发展。

 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,三地的定位和职能分工日趋明确,北京建设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对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;天津打造北方经济中心、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城市;河北省则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中,提出以保定、廊坊为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,与京津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;将石家庄建成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副中心城市,唐山建成东北部副中心城市,充分发挥张家口、承德的生态优势和秦皇岛的滨海资源优势,等等,各个设区市都有明确的城市定位和规划。

  单打独斗、无序竞争几十年,京津冀在各自为战中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,矛盾、差异凸显。此番,在中央的感召之下,三地终于回归向心运动。矗立于山顶的三界碑,除了划分三省市之外,它更是三地能量汇聚于一点的标志和象征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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